人权是什么呢？我赞同文显的说法，人权首先要使人成其为人，其次是人作为人，再次是使人成其为有尊严的人。

虽然很多学院开展教学方法改革，但没有普遍推开。所以他在日本把我们三个人叫做三剑客。

张文显：《法的一般理论》一书中首次打出了权利本位的旗帜。什么意义呢？无论是权利本位最初的提出，还是现在重新讨论，它的意义在于让中国人回归常识，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我对徐显明老师您的研究转向十分感兴趣，您当时从史的研究，转向了理的研究，这是需要勇气的。第三，权利本位对现实有巨大价值，权利本位的启蒙任务还没有完全完成。司法的权威现在建立起来了吗？也没有。

当转折性的历史贡献成为常态，这种贡献的深远影响才体现出来，经久不衰。到2012年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把它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所以说是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一重属性，我们的法治要让世界都认可，有世界法治的共性。简言之，《法理学》红皮书是中国主流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主要载体。徐显明：要把我们的法理学放在两个维度里考察，第一是我们自身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主线，我们现在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总书记这是一个根本制度安排。

郑成良：起初我们都管文显叫张老师，后来他当师兄之后我就逐渐改叫文显了。郑成良：刚才我说，今天关于权利义务的讨论没有超出过去的层次。

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导致一些人、尤其是有的中青年新锐作者过分注重学术GDP，急功近利。社会自己管理，个人自我管理。我们这个司法改革，定了四个目标。第三次是2016年年底，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专门一部分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

正是因为按那条道路走不通了，才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才有改革开放。这是与法理学有关系的。规定至少要有12名学法律的老师才能开设法学专业。在会议上，有学者按照时间的顺序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政法学派、注释学派、社科学派，并且认为目前正在向社科法学转化。

当时黑板报是重要传播媒介，经常围着很多人在那看。作为学生，研究生学习阶段我们一直在一起。

高清海老师那时还是副教授，讲了解放思想，我第一次听到了批两个凡是。大英百科全书现在遵循的是这个知识体系。

所以受他的影响我坚定了研究法史的信心。如果再有1万多人进入到律师队伍的话，每年毕业生，只有不到10%能够从事法律职业。但我决定转向法理，就这样投到王老师的门下，我们三个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比如这次评长江学者、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应该向全社会公开。第二，以教材的形式将改革开放以来法理学科的新成果汇成新的理论体系。我们现在说是两个一百年，到2050年的时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的法治或者说是中华法系的文明有可能在世界上发出灿烂的光芒。

郑成良：我们的成长，包括文显老师的成长，我觉得和那个年代有直接的关系。第三个根据，实际上是一个庄重的承诺，中国共产党面向未来，为子孙万代继，为长远发展谋，必须法治。

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法治重要性的认识，离开了法治就很难实现党的领导。现在世界上是三个治理模式，第一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合起来的，宗教加法治理模式。

世界上的第一所大学是博洛尼亚大学。学术成果评价指标体系不要太复杂。

徐显明：恩格斯还用过康德那句话，任何人不能成为其他人的手段。没有这个工具，法科学生照样能成为优秀的法官，优秀的律师，优秀的检察官。徐显明：我对社科法学这个概念，表示困惑，在构词上它可能是不严谨的。徐雨衡：谈谈最近的热点，双一流建设。

徐显明：咱们不拿青歌赛做例子，就拿美国的审判规则就行。当时我们觉得既然权利和义务是核心范畴，那两者之间就有一个主次问题，现代法律应该以权利为起点，应该为了保护权利而设定义务，义务不能随便施加。

2011年之后是法治建设全面推进时期。还应有什么问题，谈什么问题，即面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一句话，社会主义就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一切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总的继承。徐雨衡：文显老师，您如何看待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 张文显：关于中国法治的未来发展，我既不赞同悲观主义、也不迎合理想主义，我持现实主义立场。

我们和台湾地区的法学界相比，过去我们是追赶，一段时间后人家说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徐雨衡：请三位老师就法学教育本身的问题和现状，谈谈您们的建议。所以我觉得从他们三位的访谈中可以见证中国法学40年来的发展历程，见证我们这一代法律学人的成长过程。一旦有竞争，就应当公开评价。

张文显：显明老师有个很好的观点，当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法学评估的时候，他是校长，当时学生们讲徐老师总是跟我们讲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他讲假如我有一个苹果，你有一个苹果，两个苹果互相交换，一人还是一个苹果。郑成良：中国法学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有两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脱幼。

徐显明：我们统计的毕业生每年将近20万人，规模过大就预示着质量不高。徐显明：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要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魄的法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由三部分构成。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主张社科法学的学者把社科法学翻译为sociology of law（法社学会）或law and society（法律与社会），这也说明理解也很混乱。这几篇文章拉开了新一轮的权利义务讨论的和整个法学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的讨论新序幕。